7月30日，公安部會同最高法、最高檢于以電視電話會議的形式，對省、市、縣三級公檢法機關開展《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以下簡稱《意見二》）聯合培訓。

在會上，文件主要起草人、最高法刑三庭副庭長李睿懿解讀了《意見二》六個方面的主要內容。

亮點一

進一步完善案件的管轄規定

《意見二》第一條將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上下游關聯犯罪一并納入其中，實行一體管轄，具體說，就是將用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手機卡(包括同類性質的流量卡、物聯網卡)、信用卡(包括同類性質的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的開立地、銷售地、轉移地、藏匿地、使用地、資金交付和匯出地等，微信、QQ等即時通訊信息的發送地、接受地、到達地等，“貓池”、多卡寶等硬件設備的銷售地、入網地、藏匿地，互聯網賬號的銷售地、登錄地等均納入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地范圍之內。

《意見二》第二條補充規定了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提供作案工具、技術支持等幫助以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由此形成多層級犯罪鏈條的，或者利用同一網站、通訊群組、資金賬戶、作案窩點實施電詐犯罪的，應當認定為多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的犯罪存在關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可以在其職責范圍內并案處理。

亮點二

進一步完善跨境電詐犯罪的認定

《意見二》第三條規定有證據證實行為人參加境外詐騙犯罪集團或犯罪團伙，在境外針對境內居民實施電信網絡詐騙，詐騙數額難以查證，但一年內出境赴詐騙窩點累計時間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詐騙窩點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66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以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這樣規定，主要是考慮出境的時間和次數能夠充分體現行為人參與境外詐騙犯罪活動的程度和社會危害程度，也反映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這條規定充分體現了對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尤其要從嚴懲處的精神，也一定程度解決了辦理此類案件遇到的突出的取證難、定罪難的問題。法律適用中需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行為人必須具有“參加境外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或犯罪團伙，且在境外實施了具體的詐騙犯罪行為”。這是一個基本前提，必須有相應的證據證明。第二，只適用于行為人在境外對境內居民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不適用于行為人在境內實施的詐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第三，詐騙數額難以查證，是指基于客觀困難，確實無法查清行為人實施詐騙的具體數額。第四，本條規定的“30日以上”，應當以其實際加入詐騙窩點的日期計算。

《意見二》第十四條規定了境外取證的證據效力問題，通過國(區)際警務合作收集或者境外警方移交的境外證據材料，確因客觀條件限制，境外警方未提供相關證據的發現、收集、保管、移交情況等材料的，公安機關應當對上述證據材料的來源、移交過程以及種類、數量、特征等作出書面說明，由兩名以上偵查人員簽名并加蓋公安機關印章。經審核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意見二》第十五條規定，對境外司法機關抓獲并羈押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在境內接受審判的，境外的羈押期限可以折抵刑期。這條規定主要參考了我國與一些國家簽訂的司法協助條約，體現社會主義法治精神，也有利于今后繼續開展國際刑事司法合作。

亮點三

進一步明確涉“兩卡”犯罪的法律適用

《意見二》第七條規定，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而實施下列行為，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的“幫助”行為：一是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網絡支付接口、網上銀行數字證書的；二是收購、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流量卡、物聯網卡的。實踐中“兩卡”分為兩大類：一是信用卡類，具體包括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以及其他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網絡支付接口、網上銀行數字證書；二是手機卡類，具體包括手機卡、流量卡和物聯網卡。兩類工具的危害性有別，打擊重點有別，具體規定也有別。對于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類的，包括他人的信用卡，也包括本人的信用卡。對于收購、出售、出租手機卡類的，僅包括他人的手機卡，不包括本人的手機卡。

《意見二》第八條進一步補充完善幫信罪的主觀明知規定，最終確定了綜合判斷標準，以方便司法操作。在認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時，采用綜合認定的原則，即根據行為人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手機卡的次數、張數、個數，結合其認知能力、既往經歷、交易對象、與實施網絡犯罪行為人的關系、提供支持或幫助的時間和方式、獲利情況等因素，予以綜合認定。沒作列舉式的規定，主要是可以有效應對紛繁復雜的個案情況，防止掛一漏萬，也留下司法裁量的空間和余地。比如說，行為人多次收購、出售“兩卡”，或收購的“兩卡”數量很大，明顯超出自用的，如果還以不明知辯解，顯然不合常理常情，此時就可以推定“明知”。

《意見二》第九條對“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兜底性規定又作了進一步的細化，對非法交易手機卡、信用卡區別對待，規定了不同的數量標準。對于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類的，包括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網絡支付接口、網上銀行數字證書5張或5個以上的，認定為其他情節嚴重情形;對于收購、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類的，包括手機卡、流量卡、物聯網卡20張以上的，認定為其他情節嚴重情形。

需要注意的是：《意見二》第八條和第九條分別是對“幫信罪解釋”第十一條和第十二條的兜底性條款進行的細化，在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明知，以及是否達到“情節嚴重”時，應首先適用“幫信罪解釋”的相關規定，只有在司法解釋對主觀明知認定和“情節嚴重”的條款不能涵蓋時，才根據《意見二》規定予以認定。

《意見二》第十條對網絡經銷商的責任義務作了規定。網絡經銷商掌握著電商平臺預付卡、虛擬貨幣、手機充值卡、游戲點卡、游戲裝備等資源，詐騙犯罪分子往往利用這些資源轉移、隱瞞詐騙犯罪所得。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通過調查經銷商追溯詐騙行為時，個別經銷商以正常經營為由，既不配合調查也不終止交易，嚴重影響了案件的辦理。依照本條規定，公安機關調查案件時，已明確告知經銷商他所交易的對象涉嫌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但經銷商仍繼續與之進行交易，符合刑法相關規定時，可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當然，經銷商的此類行為還可能構成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義務罪，如果有事先通謀，還可能構成詐騙犯罪的共犯。因此，該條還作了“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的規定，以滿足實踐需要。

亮點四

進一步明確其他關聯犯罪的法律適用

《意見二》第四條規定，無正當理由持有他人的單位結算卡的，屬于“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可以按照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定罪處罰。對單位結算卡進行專門規定，是考慮到司法實踐中，已經出現了利用對公賬戶和單位結算卡對贓款進行轉賬、套現、取現的情況。而且由于單位結算卡本身可信度高、交易金額大，在黑市上交易價格更高，極易成為“洗錢”工具，社會危害更大。從功能來看，單位結算卡具備賬戶查詢、轉賬匯款、現金存取、消費等功能，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有關信用卡規定的解釋》中對于“信用卡”的界定。

《意見二》第五條對使用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情況作了補充規定。“兩高”《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將“賬號密碼”列入公民個人信息范疇。司法實踐中，越來越多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分子對于微信、QQ、支付寶等互聯網賬號密碼進行批量注冊、販賣，成為支撐電信網絡詐騙的巨大黑灰產。對此，《意見二》將非法獲取、出售、提供具有上述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的行為，列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懲治范圍。除此之外，人臉、虹膜、聲紋等生物識別信息被廣泛用于網絡軟件的注冊、登錄、支付，發揮著與傳統賬號密碼相同的作用，社會公眾對于加強生物識別信息司法保護的呼聲很高。因此《意見二》規定，非法獲取、出售、提供具有上述功能的個人生物識別信息，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責任。

《意見二》第六條規定了可以按照偽造身份證件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隨著網上申辦渠道的開通發展，身份證件網絡認證已成為必要環節。在此過程中，個別不法分子為規避實名制管理，多通過“深度偽造”技術，使用他人真實的姓名、身份證號等身份證件信息，替換他人身份證件相片，以此通過網絡驗證。這樣的行為，雖然沒有偽造實體的身份證件，但對身份證件作偽處理后能夠通過網上認證，使之實際具備了實體身份證件的功能，嚴重妨害了國家對身份證件的管理秩序，符合偽造身份證件罪的構成要件。因此，《意見二》第六條規定，此類行為可以按照偽造身份證件罪追究刑事責任。

《意見二》第十一條又增加三種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常見行為方式，包括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個非本人身份證明開設的收款碼、網絡支付接口等，幫助他人轉賬、套現、取現的;包括以明顯異于市場的價格，通過電商平臺預付卡、虛擬貨幣、手機充值卡、游戲點卡、游戲裝備等轉換財物、套現的;包括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于市場的 “手續費”的。同時并規定，實施上述行為，事前通謀的，以共同犯罪論處;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法律和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意見二》第十二條規定，詐騙犯罪行為可以確認，但實施詐騙犯罪的行為人尚未到案，可以依法先行追究已到案關聯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需要注意的是，“詐騙犯罪行為可以確認”，是指詐騙犯罪行為確實存在，不要求必須已經由刑事判決確認犯罪。不論詐騙犯罪實行犯是否歸案、是否被判處刑罰，均不影響詐騙犯罪事實的成立，也不影響對關聯犯罪事實的認定和幫助犯的實際處理。

亮點五

進一步強調貫徹基本刑事政策

《意見二》第十六條繼續堅持從嚴懲處方針，強調總體從嚴、區別對待、寬嚴相濟、寬以濟嚴，確保三個效果的統一。從近年來辦理的案件情況看，涉案人員低齡化現象比較突出，尤其是一些未成年人、在校大學生、剛畢業大學生受到犯罪集團蠱惑引誘甚至欺騙參與犯罪，自毀前程，自毀人生，令人扼腕痛惜。堅持從嚴懲處，重點是針對電詐犯罪集團的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和骨干分子。對于這些人員，要毫不猶豫地嚴厲懲處。對于初犯、未成年人、學生，要結合具體案情，綜合判定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能真誠認罪悔罪的，還是要以教育、感化、挽救為主，依法從寬處罰。

亮點六

進一步健全追贓挽損機制

《意見二》第十七條進一步強調，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時，查扣在案的涉案賬戶內資金，應當優先返還被害人，如不足以全額返還的，應當按照比例返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辦理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時，要把追贓挽損作為一項重要工作抓緊抓好。對被告人積極退贓退賠的，可作為量刑情節予以充分考慮，反之，不僅在量刑方面，還要在減刑、假釋方面嚴格把握尺度，體現從嚴精神。

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