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案需貫穿“清晰的正義邏輯”

從山東于歡案，到福建趙宇案、河北淶源反殺案，以及云南退役女兵刺死鬧事醉酒男案，正當防衛的適用持續成為法學理論界與社會輿論各方關注和討論的焦點。熱點司法案件具體情形各異，在正當防衛這一法律規定討論項下，實質上是司法是否實現了正義的問題。通過對案件具體辦理過程的詳盡觀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司法人員如秉持一種清晰的正義邏輯，就會操舟得舵，無論面對何種錯綜復雜的案件，則始終能夠確保案件經得起天理國法人情的檢驗，妥當實現樸素正義觀念的要求，在此過程中司法人員的專業能力也會日臻完善提高。

所謂清晰的正義邏輯，是指司法人員應當以一種清晰明了的邏輯和處斷方式，在具體個案中實現正義。正義邏輯的形成，是以正義價值觀為前提和基礎的，而不僅僅是邏輯學在司法領域的具體應用，因而是一種實質思維方式。筆者認為，正義價值觀是對單純邏輯應用的有效檢驗，在特殊案件中發揮著校準或糾偏的作用，應當接受正義價值觀對思維的滲透、引導。如果僅僅遵循邏輯學的規則指引辦理案件，不考慮案件中復雜的社會情形和案件事實發生的具體情由，在某些案件中可能會導致極端謬誤結論的出現。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會形成或者傾向于適用何種處斷邏輯。雖然，司法人員的邏輯并不能簡單等同法律邏輯，但法律邏輯是主要的邏輯。比利時學者佩雷爾曼認為，“法律邏輯不僅指形式邏輯，而主要是價值判斷”。馬克思主義理論也認為，正義觀是具體的，不是一成不變的，總是隨著人類社會實踐的變化而變化。正義觀處在發展變化中，并非說其沒有判斷標準可循。事實上，人們對特定司法案件的關注，總是或隱或顯地反映出特定時期人們普遍的正義價值觀，而且會比較明確提出司法正義的需求。因此，司法人員理應認識到，機械司法已然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在辦理案件過程中需要兼顧實現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因此，司法人員應關注并敏銳地把握司法正義標準的變化，并在具體案件中積極踐行，始終保持心靈的開放，避免司法偏見的影響。

其實，僅僅有正義觀的指引，對清晰的正義邏輯的形成還遠遠不夠。事實上，僅僅依靠正義道德觀辦理司法案件，是不可想象的。正如黑格爾所言，追求絕對的正義會導致非正義。正義觀是檢驗尺度和標準，具體還要在法律思維模式項下予以實現，也就是接受邏輯論證，避免價值追求上極端化現象出現。畢竟，司法人員不能僅憑價值觀、樸素正義情感辦案，那樣只會導致法律與人情的混淆，很容易陷入人情司法的泥淖。司法人員的正義邏輯，不僅應具有一般社會大眾的樸素正義觀，而且要堅持在法律原則及精神下，按照法律規定的要求，循著法律思維邏輯來實踐法律規范意義上的正義。也就是說，司法人員清晰的正義邏輯的形成，有其獨特的思維特質和運行規律要求。這種思維特質和運行規律，特別要強調實現法律秩序上整體的和諧性、周延性，而不能僅僅關注個案正義的實現，而擱置司法正義精神不顧。此外，具體案件的邏輯推理也同樣十分重要，“推理的邏輯性，在偵查和審判案件時嚴格遵守正確的思維規律——對于每一個法律工作者都是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但是，具體實踐中存在重視形式總結忽略過程推理的思考特質。時至今日，我們法學教育對邏輯思維課程重視程度不夠，司法人員邏輯思維訓練不足的問題依然存在。因此，必須加強對法律邏輯思維的訓練。目前，傳統法學教育中司法邏輯推理關于三段論的知識，離司法實踐中對法律適用、事實的認定、證據采信的現實需要還遠遠不夠。對此，筆者認為，案例制度所具有的邏輯論證的周延、緊密，是彌補邏輯思維不足的很好方法。

清晰的正義邏輯，是嚴謹細致的思維，必須做到邏輯清晰嚴謹、入情入理、有據可尋、論證透徹有力。從反面看，“所謂清晰的法律思考，就是運用反省性思考來解決法律問題”。因此，反對在辦案或者案件說理中，采取模棱兩可、含糊遷就的方式，更不可“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比如，以往在涉及正當防衛適用案件中，防衛人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采取正當防衛的方式致侵害人傷亡。在有些案件的處理中，為了息訴罷訪，簡單地從傷害后果倒推出防衛行為的過錯，陷入到“唯結果論”怪圈。這樣的處斷邏輯必然是含糊的，模棱兩可的，經不起嚴謹細致的推敲。有學者在觀察司法實踐適用正當防衛案件中限縮化的錯誤傾向時就指出，最近十多年，隨著司法人員知識結構的更新，辦案人的法律素養有很大提升，從前那種因辦案人“無知者無畏”而錯判的現象越來越少，具備相當專業能力的業務骨干為維護某種既定立場而對正當防衛成立要件展開某種“為我所用”的目的性解釋，越來越常見。如果罔顧對法律適用的正當性考量，滿足于帶有既定立場的“目的解釋”需要，就會使得司法案件處理結果與正義價值導向南轅北轍。采用“為我所用”的目的性解釋，就必然是司法的“自言自語”，難免給人以司法專橫的印象。單純從邏輯學的角度來看，清晰的正義邏輯必然是合乎規律的，而不能得出似是而非，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結論。當然，一些法學理論脫離司法實際的抽象化、模糊化傾向，也對司法辦案產生了不利影響。應當認識到，學術上的爭鳴是無可非議的，司法實務工作者要增強警醒自覺，不能滿足于套用似是而非的理論學說，否則有可能陷入錯誤理論的思維陷阱之中。

最高檢通過發布正當防衛指導性案例的方式，清晰明確地主張“法不能向不法讓步”。這種理念的指引，有助于清晰的正義邏輯的形成，有助于糾正司法實踐中對非正義行為的妥協讓步。清晰的正義邏輯的養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背后需要司法人員孜孜不倦的學習思考，在辦案過程中的悉心積累，以及基于更高專業水準下的邏輯思維訓練，才能實現崇高的職業理想。

（作者單位：天津市人民檢察院）